​贾康:经济内循环误解疑虑起于断章取义和极端化

财经 2020-08-02 16:11:55 1 技术 投资 经济 政治

关于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多注重经济内循环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方针要领,切合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但也引发了一些不同观点的争议。有论者由望文生义而落入断章取义,只看到了内循环,却没有看到内外双循环的政策大框架,可说是属于一叶障目造成的疑虑和误解。甚至有论者认为内循环和超大规模市场不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没有出口和生产谈不上消费,内循环可能造成内卷化;还有声音认为内循环是新的闭关锁国,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兹事体大,不可不察: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内循环,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好政策方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

首先,我国注重经济内循环,是在全球保护主义上升,特别是新冠疫情冲击造成世界经济低迷、外部需求萎缩、不确定性剧增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是与我们当下更为强调“扩大内需”的方针紧密相联、在逻辑上完全契合的。因此,经济内循环首先是一个宏观调控的经济概念,而且是和中国推进外贸发展、对外循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彼此之间不是二者择一、相互排斥的关系。

经济内循环客观方面的重要支撑,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如果用经济学模型定义,大国模型已不足以概括中国市场的特点,对应的应该是十分独特的巨国模型。中国是拥有全球最大人口规模(14亿之巨)的市场,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的一个统一的市场,其无可比拟的新兴市场巨大潜力和成长空间,日益引发全球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和有真知灼见的投资者前来投资。基于超大规模市场的内在逻辑而言,这是中国经济当下更为注重内循环的重要基本国情条件。

由于目前特殊而复杂的国际大环境,在经济内循环被强调之后,一些极端化的认识将其解释为以后就是要自力更生,要依靠中国内部市场完成自我发展。这是一种带有明显偏差的理解,是非理性的认识。更为注重内循环,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更为注重核心技术突破(如芯片)要依靠举国体制2.0版的自力更生,决不意味着不积极争取引进、消化、吸收一切可能得到的外部科技成果。

同时,经济内循环为主,符合过去已有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经济政策实践所形成的宏观调控“相机决择”的概念,其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但是从中国社会发展全局着眼,从中国整体发展战略、大政方针制定的高度来看,无庸讳言经济内循环背后关联着的政治意义不可否认,因为其具有以整体运行系统支持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为人民利益最大化服务的政治意义——从指导与优化中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意义上讲,经济政策当然与政治意义相关联,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政治概念孤立起来并将其与经济层面对立,也决不能理解为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有一个政治标签,这样只会落入处处“政治挂帅”、乱贴政治标签的极端化思维,必然造成逻辑上和工作中的紊乱。

第二,也有一种疑虑,认为经济内循环意味着不再依靠出口,而国内消费乏力很可能造成经济内卷化。这方面先要消除一个前已提及的误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内外需相互促进综合发力——这一点在领导人在阐发经济内循环时已经明确。讲内循环决不是没有出口,只不过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外贸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加大,但中国“世界工厂”制造业基地的作用不会根本改变,即使是美国强行脱钩,也无法想像中美之间的贸易会归零。所以经济上大的战略框架还是双循环的相辅相成。所谓“内卷化”这一概念,起源于农业经济分析,认为单位劳动边际收益在过密投入下,会出现递减,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和无法升级,以此来概括内循环,基本属于张冠李戴。内循环是内生于双循环大框架之下的,中国积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扩大内需的诉求,紧密结合着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的诉求,而且明确地把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对接到数字经济、新基建、新型城镇化,以及通盘协调与传统老基建发展的关系,这是一个全面化的部署,多点发力,共同支撑中国经济的升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的供需互动,包括在双循环框架下,消费和投资要形成合理的关系等,它带来的结果,当然是要避免所谓内卷化的。只要我们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从目前中国已经采取的政策组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针下的一系列措施看,我们没有理由说中国扩大内需以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就一定造成内卷化——不存在这种逻辑关系。中国当然要警惕、但有基于综合判断的把握,来避免内卷化意义上不良状态的出现。

第三,有激烈的言辞认为经济内循环的提出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转向,甚至是闭关锁国。国家领导人在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开宗明义,明确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可以认为,所谓内循环是改变政策方向,关起门来搞经济、乃至否定改革开放的看法,属于一种极端化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明显的理解偏差,不合乎事实和逻辑。

经济内外双循环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框架,我们要客观全面认识内循环和外循环之间相得益彰的关系。要继续在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下,努力推进双循环发展模式。在现阶段的国际环境下,内循环的现实意义非常突出。但中国政策组合中的新措施,其本质还是继续坚持扩大开放,继续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贯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我愿再次强调,内循环和扩大内需而必须采取的政策要领,有内在的联系,它首先是和宏观调控与经济运行相关联而势在必行的相机决择,我们应该理解为内循环和外循环尽可能相得益彰的政策综合体。在宏观调控层面政策要富有弹性,所以这是更适应眼下实际情况而有所侧重的概念。整个中国供需的互动,已附着在全球形成的广泛联系的大产业链、供应链上,绝对不能按照封闭意识来理解目前的客观局面。虽然中美之间目前有剑拔弩张的氛围,但是中美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事实谁都否认不了,美国企业特斯拉在中美贸易战之后仍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而中国的福耀玻璃还在持续跟进在美国的投资。这些表现在生产力层面的客观发展趋势,按历史唯物论而言,其决定力量绝对不是少数政客的极端说法所能改变的。

中国制定了内外循环并举的双循环框架,这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正路,是一个可行的真正办实事谋发展的道路。所有只讲内循环这一端的观点,一定是落于片面性——它绝不排斥对外循环和对外全面开放,这才是一个理性的认识。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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