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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百万大军,冈村宁次解下军刀向中国投降签字时啥心情?

说来也巧,日本侵华14年,有3次中日签订停战协议,每次都有冈村宁次的身影。

第一次是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上海事变,打了1个多月停战,并在5月5日签署停战协议。

当时冈村48岁,第一次升将级军衔,第一次以军参谋官的身份进入中国,第一次实质性的参与侵华战争。

虽然当时他只是一个上海派遣军的副参谋长,且来到上海时双方战事基本结束,但在之后的停战谈判中,冈村作为参谋长的辅助人员与中方进行了交涉。

且与陈仪就满洲问题有比较深入的商谈。

第二次是1933年的5月31日,冈村作为关东军副参谋长,代表关东军与中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协定的内容由冈村亲自拟定,亲自签订,亲自向天皇汇报。

他自认为此协定为“日中事变”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确定的长城线是日本在中国取得的最佳“境界点”,日本应该就此调兵回关内,不宜再扩大。

第三次就是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的投降书了。

此时的他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60岁,大将。

根据大本营最后的指示,他作为派遣军、日本第10方面军(驻台湾)、第38军(驻法属印度北部)和日本驻华海军舰队等4方面日本部队的总代表,奉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在降书上签字。

中方特意选择了一个9月9日9时整的“三九良辰”,签署协议的地点,设在南京国民政府原国防部。

前一天晚上,中方已经安排人员与冈村就细节问题充分沟通,当时冈村问中方代表,9日的签字仪式具体什么形式合适,是带军刀入场,然后由他向中方递交军刀,还是采取不带军刀入场的形式。

当时中方就回答,不要带军刀入场。

理由一,他是败军之将,作为投降仪式,象征指挥权的军刀不宜带到现场;

二是现场有多名中外记者,允许携带军刀入场,怕万一他们有谁想不开来个拔刀自刎,立即就传遍世界,结局不好控制。

9月9日上午,冈村一行从中山北路大方巷路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出发,乘车到黄浦路原中央陆军学校的签字仪式现场。

进入现场前,在军校广场上,冈村一行6人全部解除武装,军刀交予中方,然后脱帽拿在手中,步入军校大礼堂的签字仪式现场。

在这里,上演了历史性的一幕,冈村接过中方拟好的降书,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盖上自己的印章。

据当时的记者描述:

“冈村宁次将降书一一阅读,签字时,手微颤抖。签字盖章完毕,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之久。”

从入场、落座、敬礼、签字、拍照到仪式结束,步出现场,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期间冈村是一种什么心情?其晚年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述:

“会场上,我不时凝视着何应钦的举动,由于是向我最亲密的中国友人何应钦投降,心中有安然之感。”

现场还有双方意料之外的一个细节:当冈村签完字,由其参谋长小林向中方最高代表何应钦交换降书时,何不由自主地起身做了答礼,这是原来双方没有约定的。

根据原来的约定,日方入场后3次向中方敬礼,分别是入场后、从中方手中领取降书和向中方交换降书,这3次日方敬礼,均不需要中方还礼。

但最后一次敬礼时,却意外得到了中方答礼,这令冈村深怀感恩:“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这毕竟是东方道德!”

当晚的日记中,冈村又写:

“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的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

“然而,这总是从未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安心定神,对陪席的美国人,也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一语,借使自己镇静下来。

“签字时的心情,和过去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或处理公务时的心情,并无不同。”

从其记述来看,现场不痛苦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面前友人和中国和善的态度让他有了安然无虞的心理状态。对最让他担心的美国人,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打禅的意境作自我安抚,度过了艰难、痛苦、定格历史的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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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参考:《冈村宁次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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