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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之战,南宋为何必败?襄阳失守,南宋为何必亡?

襄阳,临汉门


襄阳是个很特别的城市,以汉江为界,这个城市被分成了两部分。江北的樊城与南岸的襄阳。樊城和襄阳一样古老,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内,它们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273年初春的一天,这两座城迎来了“俱损”的时刻。随着城门的缓缓开启,蒙古军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了襄阳城。在此之前,他们刚刚屠灭了一江之隔的樊城。

那一天,吕文焕看着困守六年之久的襄阳,痛苦、无奈、凄凉,或许还有一丝轻松,同时涌上心头。那是一个命运转折的时刻,无论对于南宋王朝还是吕文焕本人来说都是如此:南宋最重要的北部屏障瓦解,元朝南下的步伐骤然提速,他自己也从此背上了判臣的骂名。

吕文焕的投降和襄阳的失守,可以视作南宋灭亡的前奏。这场旷日持久的会战,从某种程度上令人联想起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发起进攻的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被动应战的都是偏安南方的中原王朝。只不过,南宋没有东晋那么好的运气,它输掉了这场会战,基本上等于输掉了整个国家。又一个六年之后,南宋退出历史舞台,元朝统一了中国。

那么,南宋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蒙古军队太强大、南宋太弱小?还是吕文焕能力不够?当我们还原那段历史的诸多细节,才发现这虽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问题,但答案却简单得令人绝望。

汉江


贾似道:“民族英雄”的瞒与骗

蒙古军队是在1267年开始进逼襄阳的,当时坐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皇帝宝座上的是南宋度宗赵孟启。他于1264年登上皇位,也就是那一年,蒙古皇帝忽必烈把都城迁到了燕京(今北京)。

和蒙古人打仗早已不新鲜了,但他们围了襄阳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因为襄阳是南宋北部最重要的屏障,绝不可丢。但赵孟启似乎不知道这件事,像许多皇帝一样,他在女人和美酒之间忙碌,把军国大事交给亲信的大臣去处理。一直到1270年的一天,他才若有所思地试探着问右丞相贾似道:“听说襄阳被围三年了,该怎么办呢?”

贾似道惊讶地说:“没有的事儿,蒙古军队早就退走了。陛下您是听谁说的?”

赵孟启回答:“一个宫女说的。”

过了不久,贾似道查出那个宫女的名字,然后告诉赵孟启,这个女人有罪,请赐死。赵孟启答应了。他或许不知道这是诬陷,但即便知道,也不敢不答应。在他登基之前,贾似道就已经权倾朝野,而赵孟启能够当上皇帝,也有贾似道的功劳——上一任皇帝宋理宗赵贵诚原本有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贾似道就上书举荐赵贵诚弟弟之子赵孟启为太子。所以赵孟启登基之后,知恩图报,立即加贾似道为太师,封魏国公,称之为“师臣”。

贾似道当然知道襄阳被围之事,但他不想让皇帝知道。

这件事表面看来十分蹊跷:既然贾似道在朝中只手遮天,连皇帝都怕自己,那么让皇帝知道北方战事又如何?莫非其中有什么阴谋?其实什么阴谋也没有,贾似道只是在遮掩自己的无能。从襄阳被围之日起,他就不断派军队前往救援,但那些军队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围城的蒙古军队击败了。贾似道黔驴技穷,只好欺骗赵孟启说,北方很安定,国家没有什么大的危险,以此来维持自己在赵孟启心目中的威望。而他自己,则像受到惊吓的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继续苟安的生活。

1270年的时候,贾似道已经不怎么上朝了,皇帝给了他特权,可以十日一朝,而且入朝不拜。这种特权,是贾似道用一种最简单的办法争取来的,就是假意辞职。他一辞职,皇帝就六神无主,泪流满面,有时候甚至跪下来哀求他不要走。贾似道假装勉强地留了下来。

杭州西湖


在西湖的葛岭,皇帝给贾似道造了一座豪华的别墅,他就每天待在那里,饮酒狎妓,斗蟋蟀。贾似道斗蟋蟀的本领似乎很高,还写了一本书《促织经》。每到上朝的日子,他的大船就会威风八面地驶过西湖,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退朝时,皇帝会站起来,看贾似道远远地走了,才敢坐下。

自从那个宫女被杀之后,朝中再也无人提及襄阳的战事了,而所有上呈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先送到葛岭,由贾似道审核。他严格地向皇帝封锁了一切与襄阳有关的消息,使得自己的地位稳固如山。但在内心深处,他或许已经预感到,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糟,忽必烈的蒙古军队已经铁心要拿下襄阳了。

事实上,忽必烈吞并襄阳并一举南下灭宋的想法由来已久,南宋命中注定要有此一劫,而贾似道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

那是在1259年初,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攻宋,他自己亲率一部在四川作战,而忽必烈被派往鄂州(今湖北武汉)。鄂州是南宋的重镇,但守将居然隐匿不报,一直到鄂州被围数月,朝中大臣纷纷议论出逃迁都之时,宋理宗赵贵诚才知道有这回事。由于文天祥等人的激烈反对,迁都被阻止,贾似道临危受命,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前往鄂州解围。贾似道本来是一个市井无赖,无才无德,只是靠着同父异母的姐姐当上贵妃的机会才鸡犬升天登上了高位。

但贾似道根本没有任何领兵打仗的才能,他一到鄂州,就立即遣使向忽必烈求和。

彼时忽必烈攻城心切,无意和谈,一面继续攻打鄂州,一面加紧准备进攻扬州。贾似道一筹莫展之际,正在四川作战的蒙哥忽然因箭伤去世,蒙古后方顿起权力之争。忽必烈无心再战,准备撤兵北上争夺汗位。应该说,这是贾似道的一个机会,倘若此时他出兵邀战,并非没有打个小胜仗的可能。但是贾似道没有这么做,他继续穷追不舍地向忽必烈求和,并允诺了一大堆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缴纳岁币。

这一次,忽必烈答应了他。

蒙古军队撤退时,贾似道派兵截杀了百余名殿后的蒙古散骑,然后向朝廷报捷,说宋军大胜,鄂州之围已解。皇帝大悦,举国欢腾,贾似道也由此一跃而入权力巅峰,并迅速排除掉了朝中的异己。在贾似道的授意下,他的门客廖莹中撰写《福华篇》煌煌美文,歌颂贾似道鄂州退敌的再造之功。贾似道成了民族英雄,但议和纳币之事却被隐瞒下来,皇帝赵贵诚对此也一无所知。

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忽必烈家族雕像


然而忽必烈没有忘记这件事。1260年,忽必烈称帝,10月,他派遣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前往临安。郝经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向南宋通告忽必烈即位之事,二是索要和议书中的岁币。

这是一次完全正常的外交行为,但贾似道显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旦蒙古使者见到了宋理宗赵贵诚,他此前所有的谎言都将被戳破。因此他先是将郝经入朝的申请隐匿不报,最后干脆把郝经一行拘囚在了真州(今江苏仪征)。

第二年,忽必烈屡次派遣使者询问郝经被囚之事,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于是有心大举伐宋。但当时忽必烈登基未久,忙于平定内乱,伐宋之事被拖了下来。一直到1267年,他才下定决心伐宋,而且目标直指襄阳。

先攻襄阳,这是一个南宋降将提出的策略。而此人之所以投降蒙古,其中又有贾似道的“功劳”。

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


刘整:从名将到叛徒的身份转换

给忽必烈出主意的人,名叫刘整。他是邓州穰城人(今河南邓州),金末时投奔了南宋,在名将孟珙麾下做事。《元史﹒刘整传》称其“沉毅有智谋,善骑射”,这句话十分笼统俗套,不能展示刘整的才华,但有一件颇具传奇性的事可以弥补这个缺憾——某一年,孟珙引兵攻信阳,刘整为前锋,夜间他带着12个骁勇之士袭擒金军守将,拿下信阳。

这件事让刘整一夜成名,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大转折——从普通人到名将。

如此骁将,又生逢多事之秋,必然不会久居人下。至1260年,屡建战功的刘整已经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没想到,正当自己为国效力之时,麻烦却已找上门来。

由于刘整是北方人,他遭到了一些南方将领的嫉妒和怨恨,他们处心积虑排挤刘整,这其中就有日后负责襄阳防务的吕文德。此时恰逢贾似道为掩饰“鄂州大捷”的真相而大肆排斥异己,在全国各路武将中推行“打算法”(即清查边费,实际上不过是个借口)。在贾似道的阴谋之下,南宋末季的一批良将几乎被清除干净,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和另一名将曹世雄更是被逼身死。吕文德抓住这个机会,联手四川制置使俞兴,企图用“打算法”谋害刘整。

刘整获知消息后,日夜不安,派人前往临安上诉。他天真地希望皇帝能够相信自己的申诉,从而幸免于难,却没料到皇帝根本没机会听到这些话,而即便听到了,也没有任何作用。在焦虑的等待中,刘整的心越来越凉,而远方又传来向士璧和曹世雄的死讯……绝望日深的刘整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投奔蒙古!

由于刘整身为南宋名将,而且所守泸州乃川蜀要冲,平白无故忽然要来归顺,这一度令忽必烈颇为不解。但刘整却是真心归顺蒙古,1261年,他以所辖15郡、30万户归附蒙古,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大转折——从南宋的名将变成了国家的叛徒。

刘整的叛变,对南宋和蒙古的影响都可谓剧烈,这一点,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将显得越来越清晰。

忽必烈得到刘整,由此知道了南宋的虚实,南下伐宋之意已决。他厚遇刘整,授夔府行省兼安抚使,赐金虎符。刘整则趁势献上一个伐宋的长期规划,而突破口即是襄阳。

汉江


当时主管襄阳事务的正是逼走刘整的荆湖制置使吕文德,办公地点在鄂州。1261年,忽必烈采纳刘整的建议,派使者赴鄂州,以玉带等财物贿赂吕文德,请求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即市场)。吕文德在南宋末年不算笨蛋昏庸的官员,但在物质利诱面前,一样没有抵抗力,他一口应允了蒙古使者的请求,在襄阳对岸的樊城开设榷场。此后,蒙古又以保护财务、防范盗贼为由,请求在榷场附近筑造围墙,吕文德又答应了,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出其中玄机。但等到土墙内时有蒙古兵纵马而出,骚扰于襄樊城外,而且势头有增无减之时,他才明白自己上了蒙古人的当。

事实上,早在榷场设立之初,即有人看出其中暗藏杀机,并屡次提醒吕文德注意。此人就是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但吕文德不仅没有听信,反而大加责骂。

如此到了1267年,刘整再次向忽必烈进言,认为时机成熟,应该立即围攻襄阳,因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如得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这两句话显示,刘整绝不仅仅是个勇猛的武将,在整体的战略规划上也十分了得,他对襄阳形势的分析恰好击中了南宋的要害。此前很长时间内,蒙古对南宋的进攻都是分三路进行:西路最为蒙古看重,主战场在今四川,东路主战场在今安徽,中路则在荆襄即今湖北北部一带。20多年来,南宋虽然一直被动防守,但蒙古也不能有大作为,双方基本处在僵持阶段。如果刘整的计谋得以完成,破了襄阳,东南的鄂州就危险了;若鄂州一丢,蒙古就撕裂了南宋横向达千里的防线——西边,掐断南宋与四川的联系;东边,可随时顺水浮江,直逼临安!

忽必烈再次采纳刘整的建议,以蒙将阿朮为主帅、刘整为都元帅,率军直逼襄阳。这一次,蒙古没有再向吕文德做任何申请,而是按照刘整的规划,直接在白河口和鹿门山建筑了两座城堡。白河口在襄阳城东,鹿门山在襄阳城东南,蒙古首先在这两个地点筑堡屯兵,意在阻断襄阳与汉水东部的联系。

雾锁汉江


1267年时,镇守襄阳的正是京西安抚副使兼襄阳知府吕文焕,镇守樊城的则是张汉英和牛富等人。吕文焕见蒙古大军逼近襄、樊,而且还筑了两座城堡,情知不妙,立即遣人以蜡书密告吕文德,将襄、樊之危急据实以报。吕文德闻报大怒,但怒的并非刘整,而是其弟吕文焕:“胡说八道!你不过是想借机邀功而已。即便蒙古人筑城,也不过是假城。襄、樊二城城池坚深,兵力和粮草储备足够支持十年,你放心坚守就是!若刘整果真要攻城,待明年春天汉江水涨之时,我就去灭了他。就怕他等不到我去,就已经逃之夭夭!”

走到人生暮年的吕文德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他明知自己在襄樊的问题上已经犯了错,但却讳疾忌医,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在这一点上,他和贾似道是同路人。

蒙古军队没有闲着,他们不断发起一些小规模的侵袭,俘人掠财而去。但有一次,阿朮遭遇襄阳的水军,差点被活捉。这件事过去不久,刘整就提出一个建议:建设一支水军。刘整认为,蒙古军队擅长陆战,精兵突骑,无往不利,但一到水里就不行了,因此蒙古必须有自己的舰船和水兵,才能在水陆两方面全面压制襄阳。应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但刘整很快就付诸实施,到1270年时,这支水军已经完全成形:船5000艘,水军七万。蒙古军队最大的一个弱项被刘整全面提升了。

这一年,前来增援的蒙相史天泽又在襄阳城南自西向东筑起长围,彻底断绝了襄、樊的粮道。至此,襄阳和樊城被孤立于南宋疆土的北端,有如困兽。这一切于南宋不利的局面,基本都出于被逼投敌的刘整之谋划。

襄阳古城墙上的塑像

范文虎:怎一个“拖”字了得

杀死宫女之后,皇帝和群臣都不敢再提襄阳二字,但贾似道的担忧却日甚一日。

在此之前,他至少已经派出六次援军赶赴襄、樊,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实际上,这些援军大多未能接近襄、樊就被蒙古兵击破,粮草自然也成了蒙古军队的战利品。从1269年到1272年,蒙古斩获的这类战利品之丰富,估计足够支撑他们围城数年。而吕文焕的粮草储备却是越来越少。

屡次发兵又屡次失败的人中,就包括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关于此人,历史记载不详,有人说他是贾似道的女婿,也有人说他是吕文德的女婿,还有人说他跟贾、吕二人根本没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得到了贾似道的重用,原因就是他听贾似道的话,凡是贾似道作出的决策,他都坚决拥护;凡是贾似道的指示,他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范文虎第一次赴援襄、樊是在1269年夏天。当时沿江制置使夏贵率领兵士四万人、舰船2800艘前往襄樊救援,结果在虎尾洲被阿朮重创,士卒战死或溺死与汉江者达三万人。按照贾似道的指示,范文虎率领船队前去增援夏贵,结果刚到灌子滩就被阿朮截住,宋军伤亡惨重,而范文虎稍战即退,乘轻舟逃生。

如此一位临阵脱逃的大将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而被继续重用,由此可知当时南宋形势之一斑。

1269年底,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因病去世,临死前他数次哀叹:“误国家者我吕文德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吕文德的叹息,是后悔允诺蒙古人开设榷场。但仅此一事,不足以“误国”。吕文德最大的失误,实际上是逼走刘整,他至死也没能反思到这一点。

接替吕文德职位的是李庭芝——这是南宋末年少见的品德、才能俱佳的将领之一。但很可惜,他生错了时代。

汉江轮渡


新任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在1270春天正式上任,他所要做的首要之事就是督师援襄。范文虎听说李庭芝来了,丝毫没想到这是襄阳之福,只是觉得对自己不利,于是修书一封,遣人送给贾似道:“襄阳之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将兵数万入襄阳,问题就全部解决了。但是,请不要让我受李庭芝的节制。等我解了襄阳之围,定将功劳归于恩相您的名下。”贾似道居然立即答应了范文虎的请求,仿佛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口气狂妄的家伙刚刚吃了败仗——事实上,我觉得贾似道可能的确不知道,他瞒骗皇帝,而范文虎则瞒骗了他,上行下效,有如瘟疫般流传。范文虎得了贾似道的授意,处处与李庭芝为难。李庭芝屡次准备发兵,都被范文虎阻止,说上面的命令没下来,怎可随意发兵?这其中不难看出派系之争的影子。

命令自然是等不来的,贾似道在临安花天酒地,范文虎则在军中如法炮制:他终日与妓女厮混在一起,踢踢球,喝喝酒,不知今夕何夕。

如此一拖,一年过去了。襄、樊城中,苦守的将士迟迟不见援军,常常南望恸哭。形势对南宋愈发不利——1271年初,蒙相史天泽在万山已经筑城完毕;5月份,蒙古的援兵又从各地源源不断涌来,“所至顺流纵筏,断浮桥,获将卒、船舰甚众”。至此,襄阳几乎已被围成一个铁桶。

也是在这一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忽必烈


转眼到了6月,几场大雨之后,汉水暴涨,正是向元军包围圈发起冲击、打开缺口的最好时机。在李庭芝的强烈要求下,范文虎已经没有推脱的理由,他率领卫卒及两淮水军共计10万人、战舰1000余艘,沿汉水而下。这是十余次援襄行动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但是范文虎再次上演临阵脱逃的把戏——大军行至鹿门山附近,阿朮夹江东西为阵,摆好了与范文虎大战的架势;但双方刚一交手,范文虎就乘着夜色逃跑,留下大量战船、兵器和士兵,统统成了元军的战利品。

范文虎一贪生怕死的无能之辈,居然把援襄的最好时机拖延消耗过去,将苦守的吕文焕和张汉英等人推入越来越深的绝境,李庭芝心头的愤怒可想而知。 但他除了叹息别无他法。

无名氏:他夺走了最后一根稻草

1272年春天,元将张弘范向阿朮贡献了一条建议:“襄阳在江南,樊城在江北,我们从陆上进攻樊城,襄阳就派出水军来救援,二城互为呼应。我们应该斩断两城的联系,先攻下樊城,然后一鼓作气取襄阳。”阿朮采纳建议,毁掉吕文焕苦心经营的浮桥,完成了对襄阳和樊城的分割包围。

这是襄阳被围的第五个年头,尽管吕文焕事先有所储备,但五年的消耗之后,粮食、衣服等物资已经严重匮乏。樊城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到了这个地步,襄阳的战事在临安朝中已是公开的秘密,贾似道依然骄横专权,但已经无法再封锁消息。

6月,樊城守将张汉英想出了一个计策:他招募了一个水性好的人,将一封求援的蜡书藏在其发髻中,然后令其头顶杂草,浮水而出。蜡书上说:“元军的鹿门堡早已筑好,请从荆、郢方向救援。”荆即今荆州,郢即今钟祥,都在襄阳正南方向,而且都不远——乘汽车的话,到荆州不过两个多小时,到钟祥仅需一个小时。

夏天时水面有浮草十分正常,所以张汉英“派出”的这团草起初并没有引起注意。但行至一个隘口时,守卫的元兵看见这么多草漂来,打算钩上岸来做燃料用,结果发现草下有人。泅者被抓获,元军得知蜡书内容后,立即增派重兵,重重封锁了自荆、郢至襄、樊的通道。

襄阳古城


这一次南宋的反应比较迅速,荆、郢通道一断,朝廷立即下诏令李庭芝移屯郢州。这一安排还算比较合理:一来郢州距襄樊较近,可随机应变,筹划援襄事宜;二来也可防范元军乘乱从郢州南下。

李庭芝到了郢州,即刻着手准备援襄之事。他深知襄阳已到最为危急之关头,倘若再无援兵到达,就将沦入元军之手。经过仔细研究,李庭芝发现襄阳西北有一条清泥河,为汉江支流,由于河水较小,所以并未被元军占据,于是就下令在清泥河造轻舟百艘,准备先给吕文焕运送些补给过去。船造好之后,以三舟联为一舫,中间一舟装载粮草物资,左右两舟虚为掩护。李庭芝又赏重金,在郢、襄民众中招募了一支3000人的“民兵敢死队”,以张贵、张顺为都统。这支部队虽是临时组建,但李庭芝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出发之前,李庭芝将3000人集合起来,告诉他们:此行凶多吉少,各位需怀必死之心;谁若没有决心,就请速速离去,不要坏了大事。

他很欣慰,3000人众志成城,没有一人退却。

那一夜,汉江水涨,上百艘轻舟出清泥河,在深沉夜色掩护之下,顺水疾驰。船上预备的火鎗、劲弩、炽炭、巨斧统统派上了用场。在布满元军船只的江面上,他们乘风破浪,直入重围,元军皆披靡以避其锋。如此恶战120余里,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襄阳城下。张贵清点军士,发现张顺已然战死。

二张援襄的行动堪称奇迹,他们给吕文焕带来的不仅有粮食和食盐,还有希望和继续坚守的信心。但这显然远远不够,吕文焕需要的是更大规模的援军,是一场胜利,是襄阳的转危为安。

几个月之后,吕文焕接受张贵的请求,准许其还郢,另做打算。但张贵自恃骁勇,想在回郢途中与元军大战一场。吕文焕于是派遣密使携蜡书赴郢,请求出兵,与张贵里外夹击。这两名使者水性极好,而且“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他们成功穿越元军密不透风的水中屏障,将蜡书送达郢州,并带回了范文虎的许诺:发兵5000,驻龙尾洲以助夹击。

约定的日子到来,张贵辞别吕文焕,顺汉水东下龙尾洲。此时一个意外出现了:张贵检点军士,发现了少了一名亲兵,而这名亲兵因犯军令刚被施以鞭刑。他在部队出发前忽然消失,只有一种可能性:投靠了元军。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但张贵还是决定赌一把,他觉得元军也许还没有得到消息,若加快行动速度,也许事情还有希望。

雾锁汉江


虽是漆黑的夜晚,但张贵似乎觉得悄悄行军已经没有意义,他下令船队鼓噪而行。

还是那支“敢死队”,还是顺水疾行,还是如来时一般横冲直撞。元军纷纷躲避。

夜半至小新河,他们被阿朮与刘整拦住,一番厮杀,损失惨重,所幸还是冲了出来。

两岸火光冲天,亮若白昼。

至勾林滩,龙尾洲已遥遥在望。一眼看去,有军船旗帜纷披。张贵以为,接应的船只来了,于是急忙命人举火示意,并加速向前靠近。

张贵赌输了,等在龙尾洲的不是自己人。两天前,范文虎“以风水惊疑”,退兵30里。而元军得到情报,抢先占领龙尾洲,以逸待劳。

给元军送情报的,正是那名消失的亲兵。他在史书上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信息,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却毁掉了一个原本很有希望的计划,和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这是吕文焕眼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从此以后,南宋再也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救援。

张贵被俘后拒不投降,被杀。阿朮命人把张贵的尸体运至襄阳城下,城中气丧。

襄阳市景

吕文焕:降还是不降?这是一个问题

在浓重的绝望之中,襄阳和樊城迎来了1273年。虽然春天正在来临,死亡的气息却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城里的积储越来越少了,他们把房子拆了当柴烧,把纸币串在身上做衣服。是的,襄阳城里不缺钱。根据《宋史》等书的记载,自1269年8月至1272年6月,朝廷先后给襄阳和樊城送过10次钱,总数高达2800万钱,他们多少收到了一些。但围城之中,要钱有什么用呢?他们需要的是盐米柴薪和布帛,但前后七次补给,他们只收到了三次。

襄阳的告急文书此前到达过临安,但没有什么用。贾似道一边屡次向皇帝申请北上襄阳,一边指使他人上表劝阻。他依然热衷于演戏。

李庭芝在做最后的努力。他获得朝廷的许可,打算用重金和高位诱惑刘整重新为南宋效力。这个天真的计划刚开始实施就被元人识破而夭折了,而事实也证明,刘整是不可能回心转意的。

到了故事的尾声,吕文焕成了唯一的主角。而在整个襄阳之战的过程中,他又是最为复杂的一个人。

他有忧患意识。阻止兄长吕文德开设榷场就是证明。

他作战勇猛。坚守孤城,让不可一世的元军在襄阳停滞六年之久,有几人能做到?

他有谋略。元军围城之初,他设浮桥于汉江之上,使襄阳和樊城互为呼应,避免了两城被迅速攻破的命运。此外,他至少六次率兵出城,主动邀战,虽然作用并不大,但对元军毕竟是一种干扰,对城中百姓也是一种鼓舞。

他有气节。吕文德死后,元朝不断劝其投降,他不为所动;刘整亲自到城下游说,被他一箭射中,差点丢了性命。

但他又颇有私心。樊城陷落之后,朝中群臣曾一致举荐高达去救援襄阳,因为高达曾任襄阳知府八年,十分熟悉襄阳防务。但吕文焕不愿意,因为高达一向与吕氏有隙。为了阻止高达到来,他不惜向贾似道学习:抓了几个元军哨兵,谎称大捷,以此表明自己有能力守住襄阳。讽刺的是,他这是多此一举,因为贾似道早已阻止了高达的襄阳之行。

最后,吕文焕投降了。

1273年1月,元军使用新式武器 “回回炮”(一种巨型投石机)轻松攻破樊城,然后疯狂屠城。守将张汉英、范天顺、牛富等人全部战死或自杀。

屠城,是对此前五年樊城顽强抵抗的报复,也是对吕文焕的警告:若不投降,襄阳将遭遇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刘整已经打算这么做了,吕文焕射出的那一箭让他怀恨在心。但另一位元帅阿里海牙阻止了刘整,因为元朝皇帝忽必烈是主张招降吕文焕的。

襄阳古城上的雕塑


可是“回回炮”还是击中了襄阳谯楼。这是最后的警告。声如雷震,城中汹汹,一些将领翻墙出城投降了。

2月的一天,阿里海牙来到襄阳城下,带来了忽必烈的招降文书:“你据守孤城,于今已经五年。为国效力,理所应当。然而如今襄阳势穷援绝,数万生灵该何去何从?如果归顺我大元朝,可保这些人生命无虞,而你吕文焕也将得到重用。”

摆在面前的路只剩两条:降还是不降?其实它可以直接换算成那个哈姆雷特式的疑问: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但不应该是吕文焕一个人的问题。襄阳之战前前后后牵涉了南宋的无数高官和将领,这个原本该由国家来回答的问题,最终却要由吕文焕一人来作出抉择。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选任何一个都代价高昂——誓死抵抗,那么结局就只有死,而且还要搭上全城数万条生命;投降,他就要背上判臣的骂名,万劫不复。

吕文焕犹豫不决,阿里海牙则折箭盟誓:元朝皇帝承诺的一切,必不食言。

吕文焕选择了降。他献出襄阳城的钥匙,任元朝的铁骑蜂拥入城。

我相信吕文焕的投降是被逼无奈,也愿意相信他是为襄阳的几万生灵作出了自我牺牲。然而事情又绝非如此简单——吕文焕投降之后,瞬间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不仅献上了攻郢州的计策,还毛遂自荐愿作先锋。

那一刻,他在想什么?无人知道。

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提及,1275年的时候,南宋谢太皇太后下诏(宋度宗赵孟启于1274年卒,其子孝恭帝赵显嗣位,年仅四岁,谢太皇太后临朝执政),祈望吕文焕等降将能够念及旧情,为宋元两方协调,息战通好。在给谢太皇太后的回书中,吕文焕详细描述了自己投降元朝的心路历程:“报国尽忠,自揣初心之无愧,居危守难,岂知末路之多艰?……至若襄城之计,最为淮甸之危,……迅烈如水火之冲激,飘扬若风雨之去来,坐一日以尤难,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筑,盖已扼吾咽喉;樊城剪屠,又已去吾羽翼。……凶焰如斯,先声荐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因念张巡之死,无救于前;尚效李陵之生,冀图于后。……是使忠良误陷于夷狄,乌能绝意不念于乡闾?……”

降元两年之后,已经身居高位的吕文焕依然在为自己的投降辩护,声泪俱下,痛彻肺腑。这段记载虽不见于正史,但我觉得它却是吕文焕内心的真实写照。当然,他多少美化了自己,将自己比作西汉投降匈奴的李陵。

与此同时,他又在为元朝的伐宋大业不遗余力地做着贡献。

文天祥作品


又过了一年,1276年,谢太皇太后奉传国玉玺,上表乞降,并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前往元军营中与元左丞相伯颜谈判。在那里,文天祥见到了吕文焕,并怒斥其为乱臣贼子:“父子兄弟,受国厚恩,不能以死报国,乃合族为逆,尚何言!”吕文焕面有愧色。

文天祥是南宋末期最著名的爱国将领,一曲《过零丁洋》,气节贯云天。他的确有资格痛骂吕文焕。可是,若时光可倒流,一切重新来过,让他处在1273年春天吕文焕的位置,他又该如何抉择?



襄阳之战结束后六年,1279年,宋亡,立国320年。

在这六年间,元军攻势如摧枯拉朽,而大批南宋将士则纷纷投降,其中就包括范文虎、夏贵、高达等人。元帝忽必烈曾把这些降将召集在一起,问他们为什么要归顺元朝。这些人回答说:“贾似道专权,优待文臣,轻慢武将。臣等胸中积怨已久,所以望风归顺。”忽必烈说:“贾似道轻慢你们,是贾似道一人之过,可你们的皇帝有什么亏待你们呢?若事情真如你们所说,那贾似道轻视你们也是应该的。”

忽必烈认为这些降将自身都有问题,他们对于南宋的灭亡都负有责任。此言可谓犀利,但他只说对了一部分。

很多人讨论南宋灭亡的原因,都归之于蒙古军队的强大和权臣贾似道的误国。这当然是其中的原因,但并非全部。南宋在襄阳的失败和它六年后的灭亡一样,都不是某几个人或某几件事导致的结果,而是由于南宋这个大系统本身的“病变”。在年深日久的累积中,“病毒”已经侵蚀这个国家肌体的每个部分,并使它最终崩塌,而蒙古军队不过是加速了这个崩塌的过程。

杭州西湖

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

襄阳汉江


这种病无药可医。

严格世袭的皇权体系,意味着必定有许多庸才坐到皇帝的宝座上,比如赵孟启;庸才缺乏辨别贤愚的眼光,更无治理国家的能力,当然要依赖亲信之臣,贾似道之类依靠裙带关系攀上高位之权臣的出现,实属必然;权臣又要维持自己的权势,而且处心积虑阻碍有才华的人上位,于是派系之争出现,阿谀奉承的小人被提拔,心有不满者遭排挤,范文虎是前者,刘整是后者;及至强敌来犯,当为国效力之时,各方利益的纠葛也趋于高潮,于是名将李庭芝遭遇掣肘,与贾似道素来不和的高达被摁在了后方;至于那位给元军报信的无名小卒,也是这“九连环”中的一份子,大环境在逼迫所有人;最终,吕文焕被逼上了绝路。

襄阳之战是解读南宋灭亡的一个典型事件,两座城和几个人的命运变迁,折射出一个没落王朝的深重矛盾和无数个体的复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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